明经世文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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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义词 《明经世文编》一般指明经世文编
明人文集选编。原名《皇明经世文编》。明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选编。成书于崇祯十一年(1638)。五百零四卷,又有补遗四卷。编者从松江以及全国各地搜集文集千种以上,然后从四百二十余人的文集和奏议当中,“取其关于军国济于实用者,上自洪武,下迄皇帝改元,为经世一编”。该书以人物为纲,以年代先后为次。
中文名
明经世文编
原    名
皇明经世文编
主    编
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
卷    数
五百零四卷,又有补遗四卷
纪实跨度
上自洪武,下迄皇帝改元
历史背景
明代

明经世文编基本信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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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同一人物的文集中,又以代言奏疏尺牍杂文为序排列先后。其内容十分广泛,诸如时政、礼仪、宗庙、职官、国史、兵饷、马政、边情、边墙、军务、海防、火器、贡市、灾荒、农事、水利、漕运、则政、盐法、刑法、钱法、钞法、税课、役法、科举、宗室、弹劾、谏诤等均予收载。为“囊括典实,晓畅事情”,该书收录的文集中阁臣的占十分之五,督抚大臣的为十分之四,儒臣、言官的为占十分之一。从而保存了许多今已不传的史料。对研究明朝历史有很高的价值。但该书篇幅浩繁,存在着选文重复,断限不严,去取不当的缺点。尤其有关三案、东林党以及农民起义的内容,大多未收。

明经世文编编者简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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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采用主编负责、集体选辑的方法。参与者多为复社、几社成员,且多为松江望族。主编是云间陈子龙、徐孚远、宋征璧三人。
几社明朝末,东南各地知识分子纷纷组织文社,讲求制艺,议论朝政,声势最大的是苏州以张溥、张采为首的复社。松江则有几社的组织。几社取义于绝学有再兴之几,和知几其神的意义。几社的主要成员同时也参加了复社。初创时有所谓几社六子:徐孚远、陈子龙、夏允彝、杜麐征、彭宾、李雯。宋征璧是后来参加的。初创于崇祯二年(1629年),以文会友,搞得很热闹。后来便和书坊合作,选刻时文,由徐孚远主持编选,从崇祯五年到十四年,刻了几社会义五集,会义很受要参加考试士子们的欢迎,参加几社的人也越来越多,超过百人了。在选刻时文的基础上,陈子龙等编辑《皇明经世文编》。
据宋征璧所撰凡例,编辑分担任务,徐孚远、陈子龙十居其七,宋征璧十居其二,此外李雯、彭宾、何刚等都曾参加商酌。以此,文编各卷都列有陈子龙、徐孚远、宋征璧三人姓名,其余一人则李雯、宋存标(宋征璧兄弟)等轮流列名。综计全书,列名选辑的二十四人,列名参阅的一百四十二人。选辑的都是松江人,是负实际工作的;参阅的则是分散在各地的人,参加文集的搜集或校选工作的。

明经世文编陈子龙

陈子龙(1608—1647年),字人中,又字卧子,轶符,号大樽。南京松江府华亭县莘村人。出生于当地的豪绅之家。其先祖陈钺在明代中期,倭寇沿海进犯,直到江南时,曾带领家奴和佃夫二百余人给倭寇以相当的打击。
子龙的父亲则是科举出身,万历四十七年考取进士,天启元年改刑部郎中,不久改工部郎中,这一年,他的父亲去世,奔丧南归。陈子龙父亲的影响下,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,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,同时学做八股文,准备通过科举进入仕途。
陈子龙擅长制艺(八股)文字,诗、古文、骈赋也写得很好,同时擅长填词,是明代著名词人,对清代词的发展有深远影响。陈子龙年轻时就很出名,崇祯三年举人,十年中进士。官绍兴推官,任职期间多次平定地方暴乱,论功,升兵科给事中。清兵南下,子龙和太湖义兵相结,事败被俘,投水自杀。
陈子龙诗、词、文、赋兼工。诗歌方面,被誉为明代最后一位大诗人,朱东润和施蛰存等人更是认为其诗歌代表明代诗歌最高成就;词方面,陈子龙被公认为“明代第一词人”,并对清代词的复兴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;陈子龙策论散文别具一格,吴伟业认为其散文可媲美苏轼、苏辙兄弟(吴伟业《梅村诗话· 陈子龙》:“其四六跨徐、庾,论策视二苏,诗特高华雄浑,睥睨一世。”),并非夸大;陈子龙骈赋深得战国和汉代骈赋名家之妙,留存篇目虽少,但是精品却不少,被一些人推许为“明代骈文第一”。陈子龙因为抗清而死,他的作品在死后一百多年一直是禁书,不能公开流传出版,导致一些珍贵的明末别集刻本渐渐散佚甚至绝版,直到乾隆年间,乾隆表彰明代忠烈,陈子龙等26人获得级别最高的“专谥”,谥号“忠裕”,他的作品才开始公开流传,民间热心人士和他的文学思想追随者开始搜集刊刻他的全集。经过王昶等人的长年累月的努力,陈子龙生前所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,多数被收集在清嘉庆八年(1803)刊行的《陈忠裕公全集》中,另外一部分文章收录于《安雅堂稿》。《安雅堂稿》是明末刻本,为陈子龙自选文集,王昶等人发现这个珍贵刻本时,《陈忠裕公全集》已经刊刻完成且将付印,因此只好不将《安雅堂稿》收入,因此《陈忠裕公全集》是“非足本”,并非真的“全集”。即使如此,《陈忠裕公全集》的出版仍然具有重大意义,他表明一代文学宗师的作品终于基本上被收齐出版。

明经世文编徐孚远

徐孚远(1599-1665),字闇公,徐阶曾孙,崇祯十五年举人。清兵破松江,孚远从鲁监国漂泊海岛,有人说他后来到台湾依郑成功,死在台湾。但也有人说他未久留于台湾,后再返厦门。永历十七年(1663),清师攻陷金门、厦门,孚远拟携眷归乡而不果,遂滞留广东饶平,两年后病故于此。(关于徐孚远晚年行踪,包括是否曾入台湾,及去世之地点,都有不同说法。综合各项数据,推测他应该曾来台湾,但停留时间不长;因此,最后病故的地点也不在台湾,而以广东饶平之说较可信。由于留台的时间不长,相关诗作可清楚看出作于台湾者数量甚少。再者,台湾各种方志有明末诸入台遗老小传,但独缺徐孚远,这也是他留台时间甚短的旁证。参考陈乃干、陈洙《徐闇公先生年谱》的考证。)

明经世文编李雯

李雯(1607-1647),字舒章,江南青浦(今上海)人。崇祯十七年(公元1644年),李自成占领北京,李雯与父亲正在京城,李雯父亲被李自成军队拷掠而死,李雯无钱为其父买棺下葬,跪在路边乞讨,才获得微薄银两为父亲买到薄棺。继而贫病交加而病倒,吴三桂引清军入关,投降李自成政权的前明官员龚鼎孳转而投降清朝,并推荐李雯入清朝政府任职,李雯因父亲尚未归故土入葬外加性格软弱,答应清朝的任命,被授官为内阁中书舍人。顺治三年(公元1646年)南归葬父,第二年在返京途中染病,回北京大约半年后不治而亡,时年四十一。
李雯擅长填词,与陈子龙、宋征舆、宋征璧、夏完淳等人为早期云间派骨干。李雯也擅长诗歌,但是诗歌多拟古之作,成就不如其词。

明经世文编宋征璧

宋征璧(约1602~1672),原名存楠,字尚木,天启七年举人,后改名征璧,崇祯十六年进士。明亡,和弟征舆都投降了清朝。 官潮州知府。有《三秋词》。 宋征璧是云间词派的重要成员之一。与云间词派盟主陈子龙的倡和影响较大。 宋征璧早有诗名,在结识陈子龙前就已经匹马入京师,与宛平王崇简诸人互相倡和。天启五年(1625年),宋征璧大约24岁,与当时17岁的陈子龙结交,颇受陈子龙推重。此后,宋征璧一直与陈子龙保持深厚的友谊,二者互相有相当多的赠诗,并在顺治四年互相倡和填词,对云间词派有很大影响。

明经世文编周立勋

字勒卣,茂源从子,与同里陈子龙、夏允彝齐名,为“云间五子”之一。以太学生屡试不第,留滞南雍,未几客死,年四十三卒。几社同人中,朱灏最长,立勋次之。

明经世文编编辑背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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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陈子龙在词方面成就斐然,但是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诗文和经世致用。陈子龙比较重视诗歌忧时托志的社会作用,认为“作诗不足以导扬盛美、刺讥当时,托物联类而见其志,则虽工而余不好”。他认为诗歌创作必须是有感而发,决不能无病呻呤。“古人之诗也,不得已而作之;今人之诗也,得已而不已”。他虽然推崇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,尤其重视推崇秦汉文风的“后七子”,但同时他并不盲目模拟古人。一方面他认为“既生于古人之后,其体格之雄,音调之类,此前哲之所以备,无可独造”,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诗歌“色彩之有鲜萎,丰姿之有妍拙;寄寓之有浅深,此出致人工,各不相惜。”
在种诗学主张的指导下,他的诗歌除了少数模拟痕迹较严重的外,绝大部分都能够直面现实有感而发。诗人对当时明王朝的腐败极为不满。《辽事八首》揭露了明军面临战事。依旧“红袖军中歌舞遍”。诗人在《白靴校慰行》中无限悲愤地写道“今日东方声问断,盈盈报目使人愁”。有力的抨击了宦官窃弄权柄,误国殃民。诗人对社会动乱下人民生活的困苦,寄予了深刻的同情。在《小车行》中描绘了灾民“出门茫然”无以为生的凄惨景象。
正是由于作者思想中对现实社会的强烈的关注,使他不仅安居一隅,以诗文寄托一生,特别是作者生活在明末社会动荡,国家社稷危机四起的时代,使他不能不参予国是,为国奔走。
他参加了张溥等人组织的复社,后来又同好友夏允彝等人组织几社,革新文学的同时也希望能影响社会。
为了入仕,得到为国出力的机会,陈子龙还屡次参加科举考试。崇祯三年,以第七十五名的成绩通过乡试,之后在崇祯三年,崇祯六年两次参加进士考试,末考中。崇祯九年才终以三甲十八名的成绩中了进士。被指定到广东惠州担任司法工作。当他到达瀛州时,得知继母唐宜人去世的消息,于是请假回家治丧。回到松江后,陈子龙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决定编辑一些经世致用的书。通过研究历史而找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。他们把当地一座达官贵人的别墅变成了编辑出版这些书籍的工作,开始了宏大而艰巨的工作。
首先着手编辑的便是这部五百零四卷的《皇明经世文编》。于崇祯十年二月开始编辑,同年十一月定稿。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,总结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经验,企图从中得出教训,用以改变当前现实,经世致用的书。
这部五百多卷的大书,搜集了明代五百家的作品,全书范围十分广泛,包括兵饷、马政、边防、边情、火器、贡市、番舶、灾荒、农事、治沙、水利、海运、漕运、财政、盐法、刑法、钱法、税法、役没、科举等各个方面,都是有关治国的方针政策的实用之学。宋征璧所作的此书凡序,将选辑文章篇目的目的和原则说得十分清楚:“此书非名教所裨,即治乱悠关”,所收之皆为“学术渊深、足为世用,一称立言之家,一为实用之准”。从这里,我们已可以清楚看到陈子龙已经不是一位寻常文士了,他那些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的议论早已不再提及了。他所期望的只是如何为那个动乱的时代服务。到这个时候,他更加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,成为认识时代、决心为之出力的人了。
在他为此书所写的序中指出:“俗儒是古而非今,文士撷华而舍实。夫抱残守缺,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,寻声设色,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。至于时王所尚,世务所急,是非得失之际,未之用心,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,宜天下才智日以绌,故曰士无实学。”许誉卿序更感慨地说:“予惟学士大夫平生穷径,一旦逢年,名利婴请,入则问舍求田,则出养交持禄,其于经济一途蔑如也。国家卒有缓急,安所恃哉。”对当时的封建文人面对着内部极为激烈的阶级斗争,和对建州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状况,面对着内外交困,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,仍然只知咕哦诵记,除了章句之学以外什么也不懂感到忧心如焚。

明经世文编历史价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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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,例如宋濂的《渤泥入贡记》、商辂的《赠行人刘偕立使西南夷序》涉及到明代和南洋诸岛的友好往来;吴桂芳的《议阻澳夷进贡疏》、庞尚鹏的《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》,记述了澳门的情况及其被蒲都丽家(葡萄牙)占领的经过;徐学聚的《报取回吕宋囚商疏》,说出了当时吕宋惨杀华人万余人的惨状;余子俊的《添设将官事》,宋懋澄的《东征纪略》,记载了明王朝与建州女真族之间的战事;周忱的《与户部诸公书》,指出苏松户口流亡的严重性,并以太仓为例,批评了当时的弊政;耿裕的《灾异疏》记述了光禄寺的厨役原先就有六千三百八十名,后来又增添一千五百名,可见当时官僚机构的庞大和统治者的腐败。这些史实,对研究的明代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。书中录存了《徐文定公集》六卷,特别受到后人的重视。徐光启是明末第一位思想家,精通天文、历算、火器、兵机、水利、农政等实用之学,也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人,在西文化交流方面有卓越的贡献。

明经世文编清代列为禁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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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之一是因为书的主编陈子龙是一个抗清志士。明之后,一直在南方从事抗清活动。在太湖组织义军,事败后,投水自尽。
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朝统治者为了掩饰清代先祖同明朝的关系,把建州部族说成一个从来都是独立的部族,从没有臣服过明王朝,而大量禁毁明末清初的诗文。此书恰好收入了清朝统治者最不愿为人所知的一些历史文献。例如王琼的《王晋溪本兵敷奏为计处夷情以靖地方事》,揭露了建州左卫一些首领“做贼”的行径;张学颜的《张心斋奏疏抚辽疏》和《申饬边臣抚夷疏》,道出了建州领袖王台、王杲对明朝的不同态度;杨道宾的《扬宗伯奏疏海建二夷期违贡疏》和《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事》,说明了建州和海西两部对明朝的朝贡制度、时间、人数和努尔哈赤的兵力情况。
熊廷弼的《敬陈战守大略疏》、《上叶相公书》、《答友人书》,更具体地说出了李成梁如何设计杀努尔哈赤的祖父塔失,又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,努尔哈赤远交近攻,日益强大的原委;姚希孟的《建夷授官始末》更是原原本本的阐述了建州和明朝的关系。所有这些真实的史实,揭穿了清统治者的谎言,当然地遭到了禁毁。此书卷帙繁重,当时印本就不多,再经过明末清初一次改朝换代的大动乱,后屡遭禁毁,流传至今就成为稀有的珍本了。此书收集的文集在千数以上,有些文集已没有传本,只是通过此收的选录才得以保存至今。

明经世文编《明经世文编》成书时代及其士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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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时间在明崇祯十一年(公元1638),二月开始,十一月便编成,时间极为短促。在这年之前二十年中,后金崛起,明军屡败,民变四起,山东白莲教徒,陕北李自成、张献忠闹得正凶。这部书编辑的时候,正是明朝内乱外患尖锐的时代。黄澍序:“南寇北奴,日益滋大。”是最好的说明。
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镇,尤其是江南的城市社会,正是一片繁荣景象,逸乐文化是主流,讲究食衣住行情色的高水平消费生活,奢靡享受,行乐纵欲,声色犬马。《陶庵梦忆》序:遭时太平,海内晏安,老人家龙阜,有园亭池沼之胜,木奴、秫粳,岁入缗以千计,以故斗鸡、臂鹰、六博、蹴踘、弹琴、劈阮诸技,老人亦靡不为。 张岱《自为墓志铭》:蜀人张岱,陶庵其号也。少为纨裤子弟,极爱繁华,好精舍,好美婢,好娈童(美童;指时供人狎玩的美男子,或称为男妓),好鲜衣,好美食,好骏马,好华灯,好烟火,好梨园“戏班”,好鼓吹“音乐”,好古董,好花鸟,兼以茶淫橘虐“指虚掷光阴于闲茗棋戏之间;橘虐,今之围棋也”,书蠹诗魔“痴爱诗书,劳碌半生,皆成梦幻。(《嫏嬛文集》卷五,光绪三年首刊本。)
当时的儒生士大夫中大部分人对现实问题不关心,更谈不上研究。黄澍(湖广巡按御史)序说:乃文人柔弱,既已论卑气塌,无当上旨,凡而呫哦诵记,自章句而外无闻焉。指出文人伊伊哑哑,除了章句之学以外,什么也不懂。陈子龙序说:俗儒是古而非今,撷华而舍实。夫保残守缺,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,寻声设色,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。至于时王所尚,世务所急,是非得失之际,未之用心,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,宜天下才智日以绌,故曰士无实学。儒生是古非今,讲形式不求实质,训诂、词藻,成天揣摩,至于当前现实问题,世务所急,却从不用心,连是非得失也搞不清楚,结论是士无实学。至于作了官的士大夫呢,徐孚远序说:今天下士大夫无不搜讨缃素,琢磨文笔,而于本朝故实,罕所措心,以故掞藻则有余,而应务则不足。语云:高论百王,不如宪章当代。”(宪章:效法)同样是只讲词藻,不了解过去,也不了解现实。许誉卿序更慨叹地说:予惟学士大夫平生穷经,一旦逢年,名利婴情,入则问舍求田,出则养交持禄,其于经济一途蔑如也。国家卒有缓急,安所恃哉!他们没有作官以前,读的是经书,和现实无关;中了科举以后,在家搞房子买田地,做官搞好关系作巧宦,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,毫不关心:国家有事,怎么能依靠这种人呢!与柳如是齐名的王修微(号草衣道人,明末广陵诗妓)离开茅元仪之后,嫁给兵科给事中许誉卿(《三垣疏稿》)。

明经世文编《明经世文编》的主要内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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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晚期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,明王朝的统治,日益陷入严重的危机。但是,由于明朝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锢蔽和腐蚀,以及王阳明(1472~1528)理学末流的影响,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知识分子,醉心利禄,或者空谈心性,对现实问题漠不关心,甚至对探讨现实问题采取鄙视的态度。这种风气日益引起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的不满。正是为了纠正这种风气,寻求解决当时危机的出路,各种经世文类书纷纷出现,较为重要的有:冯琦的《经济类编》、冯应京的《经济应用编》、黄训的《明臣经济录》、陈其愫的《明经济文辑》、朱健和朱徽的《古今治平略》等。在这些经世文类书中,《明经世文编》是规模最大,也是最有影响的一种。
此书以人为纲,以年代先后为次,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。与经济有关的有理财、赋税、农政、屯田、漕运、仓储、水利、救荒、户政、商税、盐课、茶课、钱币、市舶、矿政等。这些论文对于时政的批评多能切中要害,而所提出的解决办法,有的是因袭前人的陈说,有的则有一定的创见。

明经世文编理财

思想家们多坚持量入为出原则,强调撙节财用,认为理财之要,在开源节流。他们不赞同用搜刮民财的办法来充实府库,指出“在官之财不足固为可虑,然不若在民之财不足可虑之甚也。盖民财不足事势穷极,盗贼必起,此盖宗社之忧”(何瑭:《民财空虚之弊议》),表现了对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深切忧虑。

明经世文编赋税

当时争论得比较多的是赋税制度。有的思想家主张以田定税。正统年间周忱(1381~1453)即在苏州、松江地方实行“一切差银,不分有无役占,随田征收”。桂萼、庞占鹏都是这种税制的拥护者。后来发展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,在全国推行。但王鏊、何瑭(1474~1543)、葛守礼、张栋等人则对此持批评态度。他们认为一律以田定税,而不问资产多寡,“工商之家及放债居积者皆不及矣”(何瑭:《均徭私议》),其后果只会促使人民“务逐末而不务力田”(王鏊:《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》)。

明经世文编农政

思想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力农为本。面对土地兼并严重的局面,有人主张复井田,认为“井田之废,乱之所生也;欲行仁义者,必自井田始”(方孝孺:《与友人论井田》);有人认为井田已不可复,但对于少数人占有大量土地的状况又不可不予以适当限制;也有人认为“贫富有定分”,“各得其分愿”就是“均”(王廷相:《与开封赵二守书》),反对抑制土地兼并。

明经世文编屯田

为了振兴屯田,思想家们都主张抛荒屯田,不拘军民僧道之家,听其各择所便,给帖承种,并予缓征租税的优待。到明代后期,更有人主张辽东边境地区的屯田,永不起种,以资鼓励。因为“有田则不患无兵,有兵则不患无食,有兵食则不患无用”(叶春及:《修军政》)。屯田是同保卫边疆有关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。

明经世文编漕运

王宗沐熊廷弼诸人皆主张海运。王宗沐更主张海运漕粮船支许带南货,免抽其税。如此,京师“百货合凑,则物价稍宽,行户亦宽,自成富盛”(《海洋详考》),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。

明经世文编仓储

思想家们重视修常平,有的主张劝募富人入粟,以为籴本。

明经世文编商税

不少思想家对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教条已有所动摇,“通商亦富国术”(倪岳:《会议》),“商困,则物腾贵,而民困矣”(《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裨治安疏》)。他们要求减轻商税,废除掠夺商人的和买制度。

明经世文编盐课

思想家们对盐课的议论最多,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:一、出盐地方,不分民丁灶户,皆许私煮。既已成盐,具数禀报,量为定价,官以现钱收买。二、灶户于正确之外,煎有余盐,量征十之二三,听令自行发卖,或转卖给小商贩贩卖,不予禁阻。三、灶丁所煮之盐,缴纳一定税银后,即听其与商人从便贸易。四、商人给引,下场买盐,官于要津照引而税,即许其运往各行盐地方发卖。这些意见表明,他们是主张放宽官府的控制,使盐的生产和贩卖具有更自由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性质。

明经世文编钱币

思想家多主张铸钱废银,以钱为通货,但应铸足值大钱。有的主张“令官开局而民铸之”(杨成:《与谭二华大司马书》)。有人提出一个独特的币制改革方案:以银为上币,钱为中币,钞为下币。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,而一准上币以权之。有的思想家主张尽量扩大钱的使用范围,官吏俸禄、军民租税,“自官府下至市肆,通用制钱”(王家屏:《答李近台抚台论铸钱》)。
至于水利、救荒、户政、市舶、矿政等方面的论文,指斥时弊者较多,建设性的意见较少。还有一些综合性论文,其涉及经济问题的观点,亦多见于上举分类论文。
这部书的编辑出版,不仅对当时的文风、学风是一个挑战,对稍后的黄宗羲、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,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。

明经世文编流传版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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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书编成后即刻版印行,是为崇祯平露堂刊本。该书清时被列为禁书,流传极少,且多缺卷缺页。1962年,中华书局搜集整理后影印出版,吴晗为之作序,同时增加《作者姓名索引》、《分类目录》两个附录,以便于检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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